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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出任昌黎县文联秘书长的刘志才，把自己多年间创作的近70件表演唱、相声、快板、小品、鼓书和评剧、电视剧本，以及故事等作品，荟萃一册，准备出版一本以演唱作品为主的个人作品集。稿件录入成电子文档以后，他请我把他的整个书稿都看上一遍，这使我有机会走进了他钟情的演唱世界深处。自己是何时与刘志才相识的，已记不太分明了，当在31年前毕业回乡工作以后。那时，刘志才还不到20岁，有幸从滦河边上的靖安镇南街被选到县里的文艺宣传队当了演员。他颇有一些表演天赋，说过相声、快板，演过表演唱，唱过京东大鼓，时常有比较滑稽、出彩的表演奉献给观众。我们自然而然地相识。后来，他又在县文工团、评剧团当演员，演过话剧，也演过评剧中的花脸、老生、小花脸等角色。1981年，县评剧团停办，他被安排到县文化馆做群众艺术辅导工作，嗣后开始学习曲艺和戏剧创作。我与刘志才切实熟悉起来，是在他到县文化馆工作，特别是在他拜当过多年昌黎县评剧团编导和主要演员，乃至副团长职务的王庆宽为师，与王庆宽一起创作评剧剧本以后。1989年，他和王庆宽共同创作的小评剧《无情有意》，在河北省第二届戏剧艺术节荣获编剧三等奖；同时，王庆宽又获秦皇岛市文化局组织参演的小评剧《无情有意》导演三等奖，刘志才获表演三等奖。当时，我很为他和王庆宽在评剧创作方面取得的成绩高兴。1990年，县文联决定推介他俩的戏剧、曲艺创作成果，特意编印了一期《昌黎文艺》“王庆宽、刘志才戏剧曲艺获奖作品专号”；1991年1月，县文联又编印了主要汇集他俩的戏剧新作的《昌黎新剧作》一书。那期《昌黎文艺》的专号和那本《昌黎新剧作》，都是经我组稿、编辑、校对的。当时，我算是他和王庆宽的戏剧、曲艺作品的最“认真”的读者了。记得，在那前后，刘志才还参加了电影《巧哥》和电视剧《父老乡亲》的拍摄工作，客串群众演员；后来，他还到青龙参加由解俊山编剧、李显刚执导的电视连续剧《金色山脉》的拍摄工作，扮演剧中人“张虎”一角。
刘志才痴情表演唱、小品、快书、鼓书，以及小戏等曲艺、戏剧作品的创作，是在到县文化局任创作股股长，特别是担任县艺术团团长以后。在县文化局创作股工作期间，他主要负责编写春节群众演唱节目，一到春节到来就要忙上一气；到县艺术团担任团长后，则主要是为艺术团演出准备节目了，而且是又写又导又演。到县艺术团工作以后，他写了不少“急就章”，几乎隔些日子就要出一批新节目，有时连口气都喘不上。刘志才收到这个集子的曲艺、戏剧作品，从内容上看，大多是在这期间创作的。这当是他的曲艺、戏剧作品创作的一个黄金期。
刘志才的曲艺、戏剧作品，特别是表演唱、小品、快书等曲艺作品，生活气息都比较浓郁，体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时期“三贴近”文艺创作原则。纵观刘志才的主要曲艺、戏剧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都是比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这主要是因他的这些作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此时此地的群众实际生活的能动反映和艺术表现，是需要放到舞台上与群众面对面“对话”的，时时有群众“买账”不“买账”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所写的节目必须通过舞台或场地演出，在内容和形式，以及表演技巧运用上，都应得到观看演出的群众认可，必须是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东西。不然，节目就有可能站不住脚，起不到应有的演出和宣传效果。以这个标准衡量，刘志才的大部分作品是合格的，尽管有些作品情节雷同，手法划一，情节也有不算精细的地方，但总体来看，都是能在演出中站住脚跟的，并有不少比较精彩的地方，是能得到观众的深深喜爱和欢迎的。从这个角度说，他的不少作品的创作，是很不容易的。
山雄水美的昌黎，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的地方，是一个观众的艺术欣赏口味较高的地方，也是一个出了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节目的地方。笔者自幼在昌黎县城长大，耳濡目染，多年间曾经深深受到陶冶与感染。新中国成立以后，昌黎是唐山专区群众文化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地方，地秧歌跑驴在北京一炮打响，传到全国，各种秧歌表演遍及全县城乡各地。1958年，县里在农村俱乐部遍地开花的基础上，成立了文工团，表演的《食堂第一天》等歌舞节目红极一时。后来，全县农村的群众性幻灯演出活动又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时至60年代中期，以三句半、对口词、表演唱等简单、明快的小节目为代表的群众演唱活动异军突起，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冯秀昌、王来雨等先后创作出歌曲《山里人儿好气派》、表演唱《八大嫂闹深翻》等在全省产生很大影响的群众文艺作品。1968年五一节期间，昌黎县农民文艺宣传队带着灵活多样的群众演唱节目到北京演出，引起不小的轰动，并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录制了专场节目。后来，昌黎县农民文艺宣传队又表演了不少比较精彩的演唱节目，影响越来越大。我迄今还比较清楚地记得，1972年春天，唐山地区在唐山市举行大型群众文艺节目会演，昌黎县农民文艺宣传队在工人文化宫的剧场表演的表演唱《喜插水稻秧》，赢得了满堂喝彩，接连三次返场，那几个从农村来的女演员说的经过艺术化的“老呔话”对白，特别受欢迎；我当时已在农村开始业余文艺创作，是县里派去观摩演出的业余作者，那演出的韵律，至今似乎还萦绕于我的耳畔。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昌黎县文化馆创作组工作，开始负责编辑刊登在《昌黎文艺》的演唱作品；从工作出发，县农民文艺宣传队和由之改建的文工团每有新的节目，我都必看。多年来，我觉得，后来出任我就职的县文教局创作股任股长的王来雨，在那些年，为发展和提高昌黎县以表演唱等节目为主的群众文艺演唱艺术水平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在编排节目方面时时出新，不时推出精品，堪称远近闻名的“表演唱大王”。可惜的是，当时有不少节目生不逢时，政治烙印太浓，难以存留下来；值得欣喜的是，那时创造和发展的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这些年并没有因为时代变化，中止流传，而是在新的历史期间又闪现出新的生命力，或曰余韵。毋庸讳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文艺舞台的“百花齐放”，电视节目的不断更新，表演唱等艺术形式被有意无意地冷落了，仅能在县里举办的一些群众文艺会演中偶然见到，但多是“旧瓶装新酒”，真正出新的节目也极少了。表演唱等艺术形式在昌黎舞台又占据一席之地，是在县艺术团建立之后。县艺术团的演员，学演了不少比较受群众欢迎的新潮音乐、舞蹈节目，但也继承了表演唱等一些老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以适合不同的观众口味。这无疑是正确的，是从实际出发的。而刘志才在革新表演唱等旧有艺术表演形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并取得了新的成功。在以往的“王来雨时代”，表演唱是一种以演唱为主，带有简单舞蹈动作的表演形式，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时，主要是以有载歌载舞风味的演唱为主，对白一般比较简单，说上几句就连唱带跳，显得比较紧凑、欢快。刘志才在创作新的表演唱时，根据人们欣赏口味的改变，以及节目需要表达的主题，大量吸收小品、相声、快书等说唱艺术的元素，大幅度增加了“说”的分量与艺术表达能力，改以“说”为主，以“唱”为辅，尽量“说”出“彩儿”来，而不是“唱”和“跳”出“彩儿”来。而改以“说”为主以后，表演唱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说上几句就唱唱跳跳收场，而是有了小品、相声、快书等说唱艺术的浓郁风味，这使得演出的表演唱节目有了更加引人入胜的味道。实践表明，刘志才创作的话语质朴、幽默，生活气息浓厚，昌黎地方风韵十足的“小品”味道较浓的表演唱，是颇受观众欢迎与喜爱的，演出现场的效果感是很强的。当然，以“说”为主，就需要对白语言生动、活泼，富有极强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并比较诙谐、滑稽。在这方面，刘志才下了很大的工夫。他在创作无论是涉及农村的生产、生活，或是县城有关方面工作领域的表演唱等节目时，都尽力采用与群众的实际生活比较贴合的通俗话语，形象地表现群众实际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寓教于乐，使节目达到应有的宣传和艺术感染效果。他近些年创作的大量表演唱等节目演出台本，大部分是这样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由于比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还是有一定的艺术和审美价值的。不可否定，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复杂，艺术领域的不断扩展，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艺术欣赏能力不断提高，有不少人对表演唱一类的群众文艺节目已经不再怎么感兴趣，就连电视舞台表演的一些水平一般的小品、歌舞等节目，也在无形中受到了冷落；但这并不能表明，表演唱之类的群众文艺节目，在新的世纪再也没有演出市场。到任何时候，人们的口味都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人爱吃大鱼大肉等山珍海味，有人依然爱吃白菜、豆腐、粉等家常饭菜；何况，成年累月生活在农村的不少父老乡亲依然有自己习惯的欣赏口味，就爱看点贴近自己日常生活的“大白话”呢！当然，表演唱一类的群众文艺节目，也不能老是旧瓶装新酒，也得不断更新，也得与时俱进，才能令喜爱之的观众有常看常新的感觉。而刘志才和县艺术团的一些演员，显然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是颇值得赞赏的。
在阅读刘志才的演唱作品时，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这就是他的这些带有浓郁的凡俗味道的作品，有一定的存史价值。现在，社会生活的节奏变化很快，有些东西在不知不觉间就成了逝去的历史岁月。而我们有时在回过头来品味前些年的一些生活滋味时，往往感觉有些缺失，记不太清那时究竟是如何想的，如何做的了，使之有忘却的“历史”的味道。一些小说、散文类文学，现在极少有及时反映那时那地生活画面与旋律的作品，而表演唱一类的群众文艺节目却大多是当时编的，当时演的，留下的是深深的“历史”刻记，也就存有“提醒”的价值了。再有一点，即这样的演唱作品，往往带有比较浓郁的民俗风味，是当时当地的民俗画卷的生动写照。我们都知道，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民俗也在不断发生嬗变，而这不知不觉中的变化，往往能在当时当地创作的凡俗味儿较浓的作品中体现。在这方面，表演唱一类群众演唱作品往往能有意无意地做得最好。从这一点说，表演唱等群众文艺作品，留下的是当时的节目，也是当时的生活，当时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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